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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老北京的职业文化特征  

2006-11-04 13:47:27|  分类: 京派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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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官轻商

    老北京人的职业特点首先是等级分明,就全社会而言,官比民高贵,一个小京官虽然每月俸禄只有几十两银子,但其社会地位却比家财万贯的商人高,在社交场合也更受人尊敬。难怪许多商人发财后要千方百计捐个官,哪怕只是个虚衔也行。有的富商培养自己的子弟走读书做官的道路,许多商人赚到钱之后不用于扩大经营,而是用钱去买房买地。

    在北京城,商人建造住房也要受到限制,正房几间,庭院多大,院门采用哪种样式,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逾制。商人的住宅只能采用民宅的建制,即使有钱也不能模仿王公府邸,所以在南城,常能见到小巧、精致的宅院,其中的主人,不是富商就是京剧名角。京剧名角虽然日进斗金,仍然是伺候人的,即使是谭鑫培,也必须忍受清朝皇室、北洋军阀的驱使。反之,各地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却很受人尊敬,因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今后要当官,甚至当上高官,尽管他们目前难免囊中羞涩,北京人也不会看不起他们。

    京城的老字号,难免沾上一些官商气,旧时北京有句俗话:“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请看老舍笔下的一家老字号:“多少年了,三合祥永远是那么官样大气:金匾黑字,绿装修,黑柜蓝布围子,大杌凳包着蓝呢子套,茶几上永放着鲜花。多少年了,三合祥除了在灯节上才挂上四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此外,没有半点不像买卖地儿的胡闹八光。多少年了,三合祥没有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贴张广告,或者减价半月;三合祥卖的是字号。多少年了,柜上没有吸烟卷的,没有大声说话的;有的响声只是老掌柜的咕噜水烟与咳嗽。”(《老字号》)读者看到的仿佛不是熙熙攘攘的商店,而是官衙里寂静的客厅。“三合祥是与古城一体的,且比之胡同更多着端肃与庄重”,透露出三合祥“以不变应万变”的经营策略,经商也向当官的学习。

等级划分

    北京的商家,相差犹如天上地下,同样是商人,也分为三、六、九等,头等的商人是像《红楼梦》中薛家那样的官商,炙手可热,财大气粗,横行霸道,是官僚资本。其次是像瑞蚨祥、同仁堂这样的老字号,声名遐迩,日进斗金。《天下第一楼》里的福聚德,是京城里有名的饭馆,堂头常贵的儿子想进瑞蚨祥当学徒,结果却遭到拒绝。理由是瑞蚨祥不收五子行的子弟,瑞蚨祥的档次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这样的大买卖字号在京城少而又少。

    再下一两等的是遍布京城的普通字号:粮店油盐店、中小饭馆、五花八门的服务业。惨淡经营,或许能维持现状,经营不善就可能倒闭。

    摊贩和行商小贩每天起早贪黑,日晒风吹,挣的是蝇头小利。各类手艺人、打小鼓收旧货的也可以归于这一档次。

    艺人按水平和名气可分为头牌、二路、三路、底包、龙套等不同档次,收入可以相差百倍。据《中国京剧史》记载:“二十年代著名戏班散戏之前,当晚收入应是一大桌银元,堆积如山。分配顺序是由下至上,底包们大多是在中轴之前就提前分过,并且早分早走,他们分的不是银元而是铜子儿,有人十枚,有人十五枚。他们早就用胳肢窝夹着自己在舞台上穿的鞋,去到另一家戏园子,好再赶一个活儿。散戏之后开始是三路演员分,每人一块半块,分完也是先走,免得看见后边眼气。随即是二路分,每人三块两块,分完客客气气,无声无息‘走人’。最后是角儿的琴师、鼓师分,每人十块、八块不等。等都分完了,如山的桌上只‘塌’了小半边,剩下的由角儿的亲信家人,先在桌子旁边摊开一张包袱皮儿,然后用手一‘捋’,桌上的银元——只听‘哗啦啦’的一阵子金属声音,包袱当间可就沉甸甸地坠下去了,随即把包袱捆好就由等待在后门的马车运到角儿家里去啦。可能是这样的比例,戏班当晚几十人的演出,角儿一个人挣了四分之三还多的钱,其他人挣的只是边边沿沿很少的一点。这当中的合理与否也很难说。如果去问当时的观众‘今晚看的什么?’他一不说京剧,二不说戏名,只是直接报以主演姓名。这倒也是真情,假如今天晚上换人(某新秀)主演,兴许‘打死也不来了’。”

子承父业

   老北京市民选择职业有一个特点是:子承父业的特别多。像话剧《茶馆》里的刘麻子父子、唐铁嘴父子、宋恩子父子、吴样子父子、二德子父子都是如此。老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里的主人公是个巡警,他的儿子长大后还得当巡警,他的女儿也得嫁给巡警,小说《月牙儿》里面,暗娼的女儿还得做暗娼,这一特点绝不是偶然的。

    当年北京城里没有多少职业教育机构和职业介绍所,平民子弟想自由择业是非常困难的。选择职业的途径少,可供选择的职业也少。平民子弟可以获得的“职业教育”只能是“父传子”和“师带徒”。拜师学艺仍然需要有熟人介绍,所以可供选择的范围也不大,往往仍是父亲的同行。

    拜师学艺要托人求情,徒弟要干满三年零一节,相比之下还是父传子的成本最低。父子同在一个家庭内,儿子从小耳濡目染,再经过父亲的言传身教,学成某种技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父传子业的现象表明北京市民谋生空间的狭窄。市民的子弟即使在同一阶层内流动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向上流动了。再加上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老北京社会确实近乎一潭死水,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使多少有志者事竟不成。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世袭罔替”,不仅王爷世袭罔替,而且官吏、商人、士大夫、艺人、手工业者,甚至乞丐、妓女也都“世袭罔替”。这一情况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对人进行身份管理而非契约管理的特点。每个人都被牢牢地钉在社会结构的某一点上动弹不得,从皇帝到乞丐概莫能外。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作为一种宿命论、血统论的宣传确实反动、荒谬,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关系的反映倒也“基本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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