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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会馆的衰亡  

2006-03-29 23:19:47|  分类: 旧京建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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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的衰亡 - 卤煮 - 過年好

  俗话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事物有始必有终”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北京的会馆应运而生,因时而衰,这于战乱、科举废除、政府南迁等诸多历史原因分不开的。
    乾隆朝是会馆鼎盛时期,随着中国港口、商埠、市场对外开放,洋货肆溢横流,与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激烈的市场争夺。在外商的冲击下,咸丰年前响誉中国的芜湖钢铁之城,随着陈氏钢厂的倒闭而土崩瓦解。内河航行亦遭铁路和洋轮的打击而一蹶不振。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外国炮舰下屈服,开关、赔款,使国力衰竭。处于襁褓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与强大的洋商抗衡,商界势衰,商人纷纷返乡,会馆失去经济支柱,逐渐荒芜。据考证:江西永新县在京城有3处会馆,其中宣外教场头条8号永新北馆和广内大街西头路南的永新南馆均建于乾隆年间,由贺鹤汀等人捐金修建。由于永新商旅不堪洋商的打击及战乱的影响纷纷南迁,永新北馆仅存2户永新人,无力支撑会馆生存,则将会馆转租给一家首饰店,咸丰年间逐渐损坏。1867年,由龙筠圃将永新北馆卖与万藕舲。永新南馆亦未能逃脱噩运,于道光15年,永新南馆因荒废已久,无力修缮而倒塌。
    至会馆裁辙之前永新会馆仅存一所,是用卖北馆的钱,另购宣外兵马司中街房屋一所改建而成,有房29间,分东、西、前3院,起名为永新新馆。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后、皇帝、大阿哥弃城北逃,北京终陷敌手。7月21日八国联军纷纷入城,湖广会馆被美军占领,改成美军司令部,其余会馆因商旅逃尽,空无留客,财物遭到空前浩劫,一些不法之徒乘机侵夺会馆居为己有,使会馆一度变成民宅。
    据考证:宣武区板章胡同7号原为李文贞私宅,康熙五十四年,李文贞捐出私宅改建成福建安溪会馆。庚子年,北京遭兵燹,馆中寄宿同乡纷纷外逃,会馆已无主事之人。馆丁张开(德林)乘乱毁掉匾额、拨去界碑将会馆房产攫为己有。清末民初,安溪同乡相继返京,但馆已变成他人私宅,同乡无处寄宿安身,则由会馆董事扬廷矶、王经邦,律师朱北莘为同乡代表向外城警察厅上告。历经周折,直到1917年才将馆权及财产由张开手中夺回,并重镶一块汉白玉馆匾于门楼之上,以示胜利。
    戊戍维新之后,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对会馆曾为维新派活动场所十分不满,为除去后患,决定取消科举制度,一来可以安抚民间不满之怨;二来也可标榜自己是改革先锋;三来开设新学、中西教育合璧,讨外国人欢心,加之贡院毁于义和团之手,为取消科举制度提供了借口。1905年9月2日,先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立即得到慈禧太后的照准,自1906年丙午科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兴办学堂。
    科举制度的废除,举人无需来京会试,会馆一度沉寂,无形中断绝了会馆的经济来源。
    据考证:宣武区福州馆街2号的福建福清会馆,是乾隆五年响应清政府旗民分城而居的政策迁至今址的。清末科举制废,会馆由此萧条,馆前福建义园和泉郡义园因无人管理,民初已是荒草丛生,荆棘遍地,并被北侧湖广会馆侵占。
    福清人郑凯臣为夺回被湖广会馆侵占的义地,诉讼法律解决,但因找不到建馆时江西南安知府游绍安撰写的馆记石刻,无证可凭,案悬2年得不到解决。
    民国在京立都后,福清人陆续返京,重新修葺会馆,在拆改墙垣时,意外挖出了馆记石刻,并以此为凭,将湖广会馆侵占的义地夺回。同乡以此碑为荣,将其重新嵌在大门道西侧,以示纪念。
    另据考证,温州老馆亦因清末科举废除而衰败,不得不卖旧建新。温州老馆地处崇文区冰窖胡同,始建于清雍正年间,时名浙瓯会馆,嘉庆年间更名为温州会馆。清末科举废除,举子断绝来京,会馆空寂,房屋破旧不堪。后温州同乡将老馆变卖,改在宣武校场五条28号另建一温州新馆。因该馆建馆时间短,所以保存很完整。
    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民族危亡、为了自救,实行工商联合,外争国威,内争民权。工商联合会的崛起,冲击了同乡会、宗亲会、行帮所宣扬的宗法制度、乡土主义,使会馆地方保护主义的藩篱被拆除,融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如江西会馆、粤东新馆等馆均对社会敞开大门,成为北京市民宣讲革命的舞台。1927年4月18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在南京建都,京师被改为北平特别市,降低了商业中心的领导地位,商贾、官僚纷纷南迁,会馆再度衰败。
    为了维持会馆残存的局面,一些会馆将临街房转租给商人开店铺;亦有一些会馆将外乡人请进来居住,收取低廉的房费。社会上的房虫子乘机倒卖、倒租会馆空房,从中牟取暴利。据现居浙江绍兴会馆内的张老汉介绍,他是民国时期来北京当学徒,经房虫子介绍在绍兴会馆内租了一间6平方小屋居住此时会馆已破烂不堪,风水尽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中日战争爆发,日寇侵占了北平。北平民族资本家出于民族大义,纷纷弃家朝西南四川迁移,誓死不当亡国奴。西南陪都得这批爱国民族资本家的艰苦创业,兴建了一批民族工业,保证了八年抗战的军需、民用供应。
    北平商人亦随迁后方,北平会馆再度失去经济支柱。据考证:福建仙溪会馆原址在崇文门外草场五条,原名仙游会馆。清末,刘章天以其屋宇狭窄,集资在宣武西砖塔胡同另建新馆,叫仙溪会馆。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移都北京,馆内人丁日渐兴旺,为了解决人满为患的紧张局面,黄裳元等将旧馆售出,在广内大街广安东里22号另辟新馆。该馆占地1333.2平方米,房40余间。七七事变后,日寇进占北京,仙溪人纷纷南逃回归故乡,昔日车水马龙的会馆,顿时鸦雀无人。会馆因无人照料,年久失修,抗战胜利前房屋破损倾圮颇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复迁南京,各省驻南京办事处纷纷成立,北京会馆虽多但已无力回天,至解放前夕,南方青年进京考学已多不知会馆为何用。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原记者翟其寅讲:“我世居安徽芜湖三代,曾祖父翟寿芳与祖父翟肇周均任芜湖糟酱同业公会主席、市商会常董,父亲翟本槐为糟酱同业公会主席、商会会长,可谓是商人世家。但1947年我入京报考中国大学法律系,当时找不到寄宿房子,后通过姐夫汤启鹏四弟汤启乾(临川会馆末任馆长)介绍,寄居在临川会馆内,并在此迎接解放,1949年初分配新华社当了记者。直到1991年才从《北京古迹辞典》中知道北京有家安徽泾县会馆,泾县水东是我翟氏祖籍。后又从《王灿识史志论文集》中得知北京另有一所安徽芜湖会馆,而这些会馆均与临川会馆相距不远,但在京几年从未听乡人说起,老辈人亦没有讲过。”足见会馆已在商人们心中消失。
    另据天津教育局离休高级教师汤启乾介绍:“1947年,我由南昌至北京报考中国大学经济系,另有2位南昌一中同学黄振华、陈瑾报考中国大学中文系,我们均被录取。当时因没有地方住,就寄宿在北方交大南昌一中同学万绍舫处。开学将近,我二哥汤祥临来信告知,他的老友李世璋(原民革中央副主席),早年来京读书时曾下榻在北京临川会馆内,会馆对同乡免费寄宿。我们听说十分高兴,立即分头去找,总算上天不负有心人,在袭家街5号(现13号)找到临川会馆。会馆因常年无人知晓,会馆董事李炳芬已将其占为私有,另还占有一处很大的附产。经谈判,总算同意我们居住在前院。临川会馆是由三套院落组成,有房23间,除传达王师傅与马亚平主事两家外,就是我们这批新来的学生。
    因为会馆内情已无人知晓,李炳芬大权独揽,同学们处处受到限制。住久了,会馆馆规和同乡会选举制度、乃至主产产权问题我们都搞清楚了,学生们对李炳芬强占会馆产权十分不满,则联络青年军208师(当时住颐和园一带)同乡及在京同乡举行馆长选举。大家一致举我任馆长,李炳芬不服,青年军208师军需官陈某拔枪相威胁,李炳芬迫于同乡压力,交出会馆主产权,但乃占了一所附产不还。当时学生们不懂附产产权亦属于公产,夺得馆权已经心满意足,由前院搬至后院,大家乐不思蜀,所以李炳芬所占附产没有人去追究。北京解放,我们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会馆同学亦参加华北革命大学,分到祖国各地,会馆除传达王家及管事马家已无他人居住了。”
    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市人民政府将会馆空房分给了无房居住的流民,会馆居民逐渐复杂。为了做好会馆移交前的过渡准备,1950年北京市政府颁发了《北京市各省市会馆管理暂行办法》,废除了旧有的会馆管理制度,成立了由各阶层人士及会馆居民参加的“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该管委会代行原会馆馆长职权,调定了会馆房租,以其所有统筹统支对会馆房屋全部进行了必要的修缮及养护,并对会馆财产进行了检查和重新登记。
    自1951年起,在京的各省会馆房产开始逐步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各局管理,至1956年初移交完毕。据广东省会馆移交过程资料证明:1956年1月,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遵照市府有关规定,至函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将其全部财产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一要求,北京市民政局至函广东省人民政府对接管广东省在京会馆财产征询对方意见,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复函同意,1956年1月23日,北京市民政局作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广东会馆共有房产2908.5间,由市民政局接收,但其中袁崇焕墓和袁崇焕祠经文化局鉴定,有历史文物价值,拟交房管局保管;
    二、广东会馆家具部分留市民政局办公之用,其余交市财政局接收;
    三、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原有工作人员11名,由市民政局根据他们的情况分别安置处理。
    为了妥善保护广东会馆文物古迹,民主人士蔡廷锴与叶恭绰代表广东会管财产管委会,于1956年1月30日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信中指出:“广东省各会馆房产颇多,20年来无人主持残废不堪,自前岁我管委会接管后,积极整修,每月收租可达7~8千元,规模渐复。现各省会馆产业已归北京市接管(广东省会馆移交为各省会馆移交之后),粤馆因故乃于2月4日移交。其中有明代袁崇焕墓、祠堂及南海会馆戊戌议政处所等,均与文化史迹有关,袁武墓祠且经前岁李任公与弟等请市府修葺,颇壮观瞻,此次一并移交市府接管。此为两粤在京特殊纪念物,至今乡人和华侨来京均前往探访,此如何由市政府特别管理,免于一般房产等,视望商市府同人速定办法,以慰众望”。
    王昆仑副市长接信后,非常重视民主人士所提出的意见,立即责令市文化局到现场勘察并提出解决办法。1956年4月3日,市文化局经对广东省会馆古迹实地勘察,向市政府提出如下保护措施:
    一、崇外佘家馆袁崇焕墓堂,为众所周知之所,具有历史意义,拟由我局文物组接管,该处计有房产23间,住户多家,只北房三大间空闲,可由我局通知文化馆、站利用,其余房屋商由市房管局动员住户迁出后,一并交文化馆、站,以达到又保护、又利用的原则;
    二、龙潭袁崇焕督师庙三间,墙上嵌有康有为、梁启超石刻,有文物价值,可由文物组接管;
    三、韩家潭甲14号李笠翁芥子园遗迹,现只存假山园亭,保留已无甚意义,且该地现已划为市教育局作建筑使用,拟于拆除后,于原地立一碑说明;
    四、宣外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原百余间,无全部保留的必要,我们意见曾为康有为议论作息之所的“七树堂”小院,可另辟门户由文物组接管,并将七树堂原有之观海堂15块石刻(现存粤东新馆)移回嵌于原处;
    五、龙潭东火桥广东先烈祠、本广东义园,现坟已迁移,已无保留价值,只叶恭绰所书《广东省民族先烈祠》横额仍悬于原地保存;
    六、宣外周家大院番禺新馆,有屈大钧石刻一块,宣外海北寺街顺德邑馆有嘉庆碑记两块,南横街粤东会馆有叶恭绰书《戊戍变法聚议之所》匾额一块及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有叶恭绰书《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匾额一块,拟由文物组通知市房管局负责保管,不得损坏。
    王昆仑副市长办公室接到市文化局报来的广东省文物古迹保护处理意见,经讨论于1956年7月16日批复如下:
    一、崇外余家馆袁崇焕墓堂由文化局文物组接管,并保留北房三大间,作一横匾,加以保护(市领导注:不必迁设文化馆,不动员居民搬家);
    二、龙潭袁崇焕督师庙三间,墙嵌康有为、梁启超石刻,由文物组接管保护;
    三、韩家潭李笠翁芥子园遗迹,现只有假山园亭,暂时保管,准备迁移龙潭公园或其他园林内,拆除后原地立一小牌加以说明;
    四、宣外南海会馆,将康有为议论作息之所的七树堂小院另辟门户,并将七树堂原有之观海堂15块石刻移回嵌于原处,由文物组保护;
    五、龙潭番禺新馆,有屈大钧石刻一块,顺德邑馆有嘉庆碑记两块,以及粤东新馆悬有叶恭绰先生所书的《戊戌变法前聚议所》及东莞会馆悬有《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纪念横额,均由文化局文物组通知市房管局负责保管,不得损坏。
    广东省在京会馆在民主人士及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的努力下,在市政府的关心下得以顺利接管,其文物古迹亦得到妥善的保护,通过广东省会馆移交过程,可纵观全北京市各省会馆移交全过程,至此北京各省会馆房产全部收归全民所有。
    会馆取缔以后,居民允许搬迁,虽然会馆房屋及古迹得到妥善保管,但新老居民相互更替,变化频繁,几十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少人知道会馆。甚至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的湖广会馆文物牌亦被杂物覆盖,除当院住户外,他人无法知觉。
    我走访了50余位60岁以上的长者,知道会馆者仅4~5人,而会馆内居民住龄30年者,无一人能道出会馆的原由和历史意义。会馆房屋依旧,会馆文化已经衰亡。
    会馆文化古迹,建国初期在市政府及政协人士的关怀下初步得到保护,但却未能逃过“文革”劫难。南新华街46号长春会馆,原名玉器行会馆,因玉器行供奉元长春真人邱处机为祖师爷,故又名长春会馆。邱处机生于1178年,金国山东百姓,后出家隐居龙门山潜修,若干年后创立了道教龙门派,金、宋均慕名召聘而被拒绝。1220年,元太祖成吉思汗派使臣刘仲禄携带重礼来聘,邱处机立即应召,率18名弟子跋涉万里至阿富汗境内成吉思汗驻地朝觐蒙古大帝,成吉思汗尊其为神仙,赐其元大宗师爵禄,至此邱处机成为成吉思汗顾问及掌管宗教界的领袖。
    邱处机法号“长春真人”东归后留居大都(北京),成吉思汗将唐玄宗开元年间修建的天长观赐给邱处机,改称长春官,长春官俨然成为道教中心和宗教界总部。邱处机80余岁仙逝葬于今白云观第四进丘祖殿香案下石座内。
    每年旧历正月十九日是邱处机诞辰日,白云观前有“燕九节胜会”至今不衰,玉器行拜邱处机为祖师爷,取其法号更会馆之名,以保佑同业兴旺,财源日隆。民国大元帅吴佩孚应邀亲为长春会馆题写一块横匾悬于门楼之上,以壮其观。文革时,红卫兵涌进会馆破四旧,同院住着位玉器厂技术科科长吴玉霖,是全国著名的玉雕工艺大师,他深知石匾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为了保存这块古文物,吴先生冒着生命危险蹬高用水泥将石匾上篆刻有吴佩福等字样盖上,才使石匾得以保留下来。当原院内居民史致广先生带笔者来致现已改建为青岛市场的长春会馆遗址,只见长春会馆石匾被施工单位拆下扔在马路边上,碑石上沾满泥土,十分凄凉,这块由吴玉霖先生用生命保护下来,躲避过万般劫难的历史文物,如此处置,吴先生若九泉有知,何以冥目安眠。
    1976年7月28日,唐山、北京发生了大地震,市民们被余震搞的惊魂不定,不敢入屋居住。加之北京人口历年递增,人类生居空间极为紧张,于是房震棚、简易房应运而生,遍及大街小巷,胡同旯旮。北京会馆内均是亭台楼阁及园林式建筑,倾刻之间若大的会馆竟被违章建筑所充实,几无立足之地,会馆风水全部被当四旧砸烂破坏,古迹几无存遗。
    米市大街64号安徽泾县新馆中的北房是编印《每周评论》的所在地,是共产党早期创业者陈独秀、李大钊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而今门前空地拔地而起一座建筑物、遮住了摄像机的镜头,使之历史遗貌无法得以保留。由此可见,被取缔称号的会馆仍在超负荷的为北京市民做出巨大的奉献,而其历史价值已寿终正寝。
    现在城市现代化革命兴起,会馆古建筑已失去北京市民的宠爱,被视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阻碍。会馆古建筑散尽余热在轰鸣的机车声中倾覆于尘埃之中,代之而起的是摩天大楼,豪华的别墅。昔日的会馆踪迹全无,只能在历史记载中查到其蛛丝马迹,北京的各省会馆经五百年沧桑,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完成其历史使命。

                      摘自老北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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