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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旧京官场文化

2006-10-25 05:48:14|  分类: 京派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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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主义

    老北京城是几代封建王朝的首都,历代封建皇帝在紫禁城内发号施令,控制全国,作为皇都子民的北京人,皇权主义观念比之别处更为浓厚,也是十分自然的。

    中国的君主制从夏代的禹、启开始,直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前后历时4000余年。如果从发明了“皇帝”一词、创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秦始皇算起,也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乃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口含天宪”、“驾驭万民”的“天子”。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皇帝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逐渐成为政权与神权合一的象征,对全国的臣民具有生杀予夺之权。

    在这样一种强大的政治权力的压迫下,广大老百姓和官吏只能俯首帖耳,接受皇帝的统治。人们对皇帝充满了迷信、崇拜,觉得在中国不能没有一个皇帝,人们希望这个皇帝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但是实际上这种良好的愿望十有八九会落空。因为皇帝的权力极大,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能够制约他,这就必然要助长其独断专行、暴戾残忍的性格;又由于大多数皇帝生于深宫,长于妇人、宦官之手,对社会、人生十分无知,必然造成亲政后的昏庸无能。在中国历史上,暴君和昏君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英明有为的君主。

    中国的君主制还造成了一种十分可笑的现象,那就是“主上冲幼”。据统计,中国自汉代以来,不满10岁的“皇帝”就有40人之多,几乎占中国历代皇帝总数的十分之一。像清朝末年的同治、光绪、宣统三个皇帝,都是在孩提时就继承帝位了。这样的皇帝根本无法行使其政治。于是慈禧太后就搞起“垂帘听政”的把戏,达到了她篡夺皇帝权力的目的。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将君臣关系比附为父子关系,在小皇帝登基的情况下,君臣关系就显得十分滑稽可笑了。耄耋之年、老态龙钟的大臣,却要将宝座上的那个小孩当作自己的父亲来侍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中国的老百姓希望有好皇帝,为的是能过上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的日子。中国的封建文人则想在皇帝那里弄个官做,过上高官厚禄的生活。中国的科举制,开辟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中国的封建文人由此被皇权主义一网收尽,成为皇权主义最得力的卫道士和传播者。

    当然,也有少数人不买皇帝的帐,其中有的是啸居山林的强盗,有的是寄情田园的隐士,但他们必然生活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而与京城无缘。还有少数人是想自己当皇帝,这在封建社会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真正能成功的屈指可数。即使成功了,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整个社会依然如旧,毫无变化。

    老北京人在封建皇权的强大压力下,造成了顺适的心理,其主导面是对封建皇帝、皇权的崇拜、敬畏与向往。京城的顺民们效忠的并不是某一个皇帝,而是谁上台当皇帝就效忠谁,李自成进了北京城,明朝的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北京人当了回顺民。等到清朝皇帝坐了金銮殿,北京人还是当顺民,顺民代代相传。

党同伐异

    封建官场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官场病,比如说官场争斗的问题,“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永远不变的规律。历代皇帝最忙的一件事,就是把忠实于自己的奴才,用着顺手、放心的文武大臣封官加爵,掌握实权,对于那些和自己话不投机,意见相左,合不到一起的人,则采取压制、驱逐、囚禁、赐死等方法加以迫害。

    朝中的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争宠于皇帝,也纷纷结党营私,形成了官官相护与官官相斗的复杂局面。

    旧时的中国人缺乏独立的人格,从众的意识却非常强烈。俗话说“人多为王”,与多数人混同一气,人多势众,即使没有道理也会有理,很少有吃亏的时候。就是有时吃亏,这么多人顶着,分到自己头上也只有一小份。但要是有一个人特立独行,因为势单力薄,成功的希望很小,很可能陷入“群起而攻之”的被动局面。于是京宫中不论君子还是小人,结党的风气十分盛行。人身依附已不仅仅是社会的强制要求,已经变为许多人的内在愿望了。明朝官场上的党争十分激烈,最著名的当数明末的阉党与东林党之争。双方斗得你死我活,异常残酷。清朝也有帝党、后党、清流党等名目,官场斗争同样斗得七荤八素。各派之间的斗争可谓不择手段,颇合于兵法。

    官场中有如此复杂的争斗和内耗,官僚机器的效率自然是十分低下的。在平时尚能勉强维持,一旦到了关键时刻,立刻弊病百出。甲午战争中清军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战前北洋水师的实力已落后于日本海军,北洋大臣李鸿章一再请求购买新舰,主管财政的翁同稣出于个人恩怨就是卡住不批。光绪皇帝为了让慈禧太后撤帘归政,批准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的计划。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双方长期相持不下,造成战机的贻误。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攻陷旅顺、威海,北京城里却在忙着给太后祝寿。战败之后,掌握实权的慈禧却不愿承担责任,以生病为理由,将签订《马关条约》的责任全部推给光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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