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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老北京的顺民心态

2006-10-25 06:10:02|  分类: 京派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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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庞大的官场相对应的,是北京城里的市民社会;与官场文化相对应的,是老北京的市民文化。这两种文化只是相比较而言,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分开的鸿沟。市民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其实是受官场文化的制约和影响而形成的,这是市民文化的主导方面。市民文化的另一部分,则与官场文化处于对立的状态。

    据研究北京文化的有关专家考证,老北京人具有善良、讲礼貌、乐于助人的优点,也有安分守己、惯于忍让等弱点,还有不求上进、自私、保守等缺点。正是这些特点的有机融合,形成了老北京人的文化特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域文化、城市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果。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句老话,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以农为本,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一家一户的小农经常实力非常薄弱,遇上天灾人祸,根本无法抵挡。封建皇权的强大,更显出众多草民的渺小,顺民心态油然而生。

    北京人性格中具有更多的顺从和适应,政治风云的变幻,时代落伍的痛苦,使人生变得更加沉重,也使北京人悟出了顺应天命的生活哲理。老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里主人公“我”是个巡警,地道的老北京人, 他认为“至于我的时运不济,只能当巡警,那并非我的错儿,人还能大过天去吗?”“人要是跟年头较死劲简直是自己找麻烦。”从老北京人的言谈话语中,常常流露出“顺时应世”的思想,“命里有八尺就别攀一丈”,“退一步海阔天空”等格言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老北京是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不问政治就可能召来杀身之祸,作为皇都子民的北京人恐怕比全国各地的中国人更关心政治。昔日的茶馆俨然是“政治信息交流中心”,但是茶馆里又有便衣侦探出没,一语不慎就有被捕入狱的危险,于是京城茶馆里又有“莫谈国事”的招贴,北京人既关心政治又不敢公开谈论政治,自相矛盾中透露出尴尬心态。

    本分、顺适、匝适、知足、达观是北京人的普遍心态。《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是个安分守已的公民,只需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话剧《茶馆》里的王掌柜安分守己,圆滑世故,声称自己“做了一辈子顺民”,“变尽了方法,只是为了活下去。”小说《烟壶》中的乌世保,是个悠闲自在惯了的旗人,也有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一面。落魄到了“蹲小店与引车卖浆者流为伍”的地步,他非但不绝望,还能保有那点雅趣。在他身上缺乏王掌柜的世故圆滑,带有几分天真幼稚,大概是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打下的性格烙印。

    安贫、节欲、知足、自甘淡泊、不奢不贪,是许多北京平民的人生准则。小说《那五》写到那五去找以打草绳为职业的老拳师武存忠,“那五生长在北京几十年,真没想到北京城里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家,过这样的日子。他们说穷不穷,说富不富,既不从估衣铺赁衣裳装阔大爷,也不假叫苦怕人来借钱……不盛气凌人,也不趋炎附势。嘴上不说,心里觉着这么过一辈子可也舒心痛快。”

    安分守己、知足常乐往往造成北京人软弱、麻木、世故、圆滑、懒惰等负面性格心态。许多北京人既有乐于助人的一面,也有胆小怕事的一面,于是乐于助人往往只是体现在小事上面,一遇到大事、麻烦事,大家就都不敢出头了。世故、圆滑意味着不得罪人,善于用一些奉承话甜和人,遇到麻烦事绕着走,实在躲不开了也采取敷衍的态度。

    软弱、麻木使北京人的同情心受到削弱,内心平静得如同一潭死水,讲究实惠使北京人缺乏远大的理想,他们的“理想”往往是那些伸手可及、实实在在的事。胡同里的北京居民是最讲求实际的,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不允许自己不讲求实际。他们不可能像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那样一味地清高、飘逸。过于讲求实际,也使北京人心中缺乏理想和激情。

    与普通北京市民相比,《四世同堂》里的钱诗人是个异数,他的人生哲学、文化观念、审美观念都带有典型的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特征。在和平年代,他心平气和,洁身自好,安贫乐道。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是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具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钱诗人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爱国激情,在小羊圈胡同里,也只有钱家最不切实际。

    小羊圈里的其他居民与钱诗人的思想境界就有很大的距离。打鼓儿的工(收破烂的)程长顺恨日本人,但娶妻生子毕竟比珍珠港事件切已。“他极愿意明白珍珠港是什么,和他与战局的关系,可是他更不放心他的老婆。这时候,他觉得他的老婆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重要,生小孩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更有价值;好像世界战争的价值也抵不过生一个娃娃。”

    即使是知识分子祁瑞宣,尽管他有爱国心,对时局也有清醒的认识,仍然摆脱不了养家、尽孝的重负,他只能在忠孝不能两全,家国不能兼顾的问题上徘徊不已犹豫不决,无法采取果断行动。

    中国的儒家历来提倡“忠君爱国”,并且要求人们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能够移孝做忠,以“国家利益为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一是旧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过重,在生死关头极少有人愿意牺牲家庭及个人利益为国尽忠。二是由于君主其实并不“爱民”,所以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做到“忠君”,正如话剧《茶馆》里的常四爷所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常四爷毕竟是个有血性的好汉,发牢骚归发牢骚,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他参加了义和团,与洋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了一场。更多的北京人却在做台下的看客。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有些人仍在迷恋谭鑫培的京戏,正所谓“国事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七·七”事变前夕日军的炮弹划城而过,一位北京市民在睡梦中被惊醒后说了句“真讨厌,打什么炮呀?”然后接着蒙头睡觉,这就是旧北京的顺民!当然,我们在议论旧北京人的这些负面心态时,绝不能否认北京城中具有民族使命感的城市精英和那些能在行动上也表现出爱国主义的人民大众,没有他们充当民族和城市的脊梁,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北京也就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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