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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老北京的旅店与庙寓  

2007-03-28 22:03:07|  分类: 旧京商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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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从元代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元世祖忽必烈曾下令设会同馆,专门接待各国使节和商人。明代北京的旅馆有接待外国使节和商人、国内少数民族的会同馆,也有专门接待国内商人的旅馆。清代的北京流动人口更多,北京的旅馆业也更加繁荣。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外国人来到北京,他们之中有外交官、商人、传教士、旅游者、军人、教师等等。国内各少数民族人士、进京赶考的各地举子、各地商人也很多。为了接待为数众多的暂居人口,北京的旅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

  北京的旅馆可分为几种类型,有专门接待外国资本家、大商人和旅游者的大饭店和公寓,接待国内商人的商业旅馆,接待各地进京赶考举子的会馆,接待行商坐贾的客栈。民国以来接待大学生以及其他长期滞留京城人士的公寓,接待社会上层人士的旅馆,接待社会下层贫民、穷艺人的鸡毛小店,这些各不相同的旅店档次有高、中、低之分,其经营内容各有特点。

  北京高档饭店大多建于清末民初,有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东方饭店,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崇内大街的德国饭店,王府井的迎贤公寓。著名的北京饭店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初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最初是由两名法国人邦扎、佩拉蒂开办,后来由意大利人卢苏接手经营。1903年迁到现址。1907年卢苏将饭店卖给中法实业银行,先后由法国人麦义、获叶、罗斯谭和中国人邵宝元担任经理。最先建起的是一座五层红砖楼房,1917年法国人又在红楼西边盖了七层法式洋楼,成为当时北京城里最豪华、档次最高的大饭店。“七·七”事变后来北京的欧美人士急剧减少,北京饭店的生意十分清淡,中法实业银行作为经营者不得不在1940年将饭店的大部分股票卖给了日本人,并且改由日本人经营,但由于战争的原因,在其后的五年里北京饭店的营业仍然非常不景气。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饭店由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经营,由于时局不稳,加上经营管理混乱,经理邵宝元于1948年辞职。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饭店经过两次扩建,成为当时北京城内客房最多、档次最高的大饭店。

  北京城内的一些寺庙曾经兼有旅馆的功能,被人们称为“庙寓”。“庙寓”的历史大概很悠久,元代的著名剧作《西厢记》写的就是外人借宿在寺庙中发生的故事。北京城里的庙寓起码在明朝时就有了。清代北京城内设有庙寓的寺庙有30多处,有法源寺、慈云寺、华严寺、柏林寺、贤良寺、水月寺、太平寺、圆通寺、法华寺、兴胜寺、万寿寺、莲花寺、永兴寺、伏魔寺、保安寺、翊教寺、千佛寺、晋阳寺、高井庙、闻喜庵、毗卢寺、天后宫、圆通观、双关帝庙、四个关帝庙、地藏庵。以佛教寺庙为主,也有道观。

  在庙寓里寄宿的大多是一些达官贵人。他们是封疆大吏,在北京城内没有住宅。按照这些高官显宦的财力,在北京买一所宅院不成问题,但是这样一来,又有窥测朝廷的嫌疑。

  清代北京也有一些高档旅馆,不过这些旅馆内还设有戏园、茶馆、酒楼,常有富商在此设宴、办堂会。清廷又明文规定禁止二品以上的大员出入茶楼、酒肆、戏园,违犯者轻则惩俸重则谪降。再说住在旅馆也不得清静。

  住在会馆里也不行,会馆里是进京应试的举从、进京的商人聚居之处,封疆大吏们与这些人是同乡,住进会馆后难免要叙叙乡谊,难免有人求他们找个差事,代为推荐、请求救济,不管于情面上说不过去,管又费事费力,弄得不好还会被扣上“聚乡党讽议朝政,通商贾为官谋利”的罪名,会馆里的会董们还会拿出化缘册子来要钱,不得不看在乡亲的面子上破费一笔钱财。

  封疆大吏进京也不能住在在京任职的同乡、同学、旧友的私邸,因为这样一来,会被御史们安上一个“钻营嘱托,交通贿赂”的罪名,如果被他们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往皇帝那里奏上一本,就麻烦了。

  比来比去,还是住在寺庙里最合适,寺庙里的建筑规模宏大,又有宽敞的院落,优雅的环境,院内有苍松翠柏、修竹,客房里窗明几净,斋堂内有素菜宴席,使吃腻了油腻荤腥的官僚换换口味。

  京城内著名的庙寓有位于报房胡同西口北侧的法华寺,戊戌政变前夕,袁世凯就是在这里下榻。东华门附近的贤良寺,在庚子事变后曾接待过奉旨进京议和的李鸿章。

  北京地区的一些寺庙还曾设立过皇帝的行宫,像西郊的卧佛寺、潭柘寺、万寿寺,东郊的慈云寺。万寿寺位于紫竹院西边,当年慈禧太后等从紫禁城出发前往颐和园时,常在万寿寺休息。东郊的慈云寺距离朝阳门十里,清朝皇帝前往东陵和承德避暑山庄时,路过慈云寺,常在慈云寺打尖休息。

  寺庙里的庙寓最初是用来接待游方僧人的,后来变成了“外来官宦寄居之所”。有些寺庙如不大出名的兴胜寺,作为庙寓的客房竟有200多间,庙里老和尚虽然是出家人,却与王公贵族、达官显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之中有的人是王公贵族的替身,有的与宫中的大太监有金兰之交,与封疆大吏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像李鸿章每次进京总是下榻贤良寺,以至于有人说贤良寺“已成仕官行台矣”。

  民国时期,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高档旅馆相继开业,1928年改为北平特别市后,达官贵人来京的人数大为减少。许多寺庙里停放着许多棺材,显得阴森冷清,没人愿意住在寺庙里。昔日的庙寓,改成了“殡仪馆”。

  北京最低档的旅店是“鸡毛店”,这些小店大多位于天桥北边、珠市口南边、金鱼池西边的一小块地区。店里不预备被褥,只在土炕上铺一层厚鸡毛,以此物来御寒,所以名叫鸡毛店。这些店房屋低矮潮湿,屋内有一长条大炕,住店的头朝外一个挨一个睡觉,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冬天屋里寒风刺骨,夏天闷热难耐,蚊蝇成群,虱子、臭虫、跳蚤成灾,叮得人不得片刻安宁。再加上人身上的汗臭、脚臭,熏得人昏头涨脑。有一首咏鸡毛店的竹枝词写道:“纵横枕藉鼾齁满,秽气熏蒸人气暖。”正是鸡毛店内景象的传神写照。

  鸡毛店的房客全是穷人,或者是来北京做小买卖的、做工的、耍手艺的,也有要饭的、捡破烂的、打短工的,还有小偷、骗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论年龄以小孩、老人为多,也有中青年人。鸡毛店的房费每天仅几个大钱。夏天不少穷人干脆露宿街头,到了冬天不得不挤进鸡毛店,总比冻死在马路上强点。正所谓“天明出街寒虫号,自恨不如鸡有毛”,鸡毛店是穷困描绘出来的最丑陋的一幅图画。

老北京的旅店与庙寓 - 卤煮 - 過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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