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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京剧的演员与观众  

2008-04-20 11:26:14|  分类: 京派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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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看京剧几乎已成为全体北京市民最热衷的、雅俗共赏的文化娱乐项目了。举一个例子来说,许多人都听过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说的相声《卖持票》,其中提到:由于剧场客满,只好加售蹲票和挂票。人们只当这是相声艺术特有的夸张和虚构,却不知道真有此事。清朝末年,当时谭鑫培已不轻易演出,一次他在广德楼演出《碰碑》,观众挤得水泄不通。一位来晚了的老头对先来的观众说:“请抬腿让我蹲在地上听吧。”当谭鑫培唱完导板,台下齐声叫好时,老头从桌子底下钻出脑袋,用嘶哑的声音喊了一声“好!”接着又连喊了好多声,直到戏散场,他才颤微微地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咂着嘴说:“真过瘾哪,听这个好戏委屈着蹲一下子也不算受罪,可不让我喊好,那可真憋得我肚子疼呢!”卖蹲票是实事,卖挂票也是实事。据《梨园外史》记载,“春台班开戏第四日,胡喜禄唱《玉常春》,那一日看戏的客座人山人海,后面来的人没有地方,用粗绳子把板凳悬在戏楼的栏杆上,骑着凳子,打着秋千看戏。众人都不看戏了,万目都来看这稀奇的景致。”

中华民国成立后,原来进内廷演供奉戏的名伶不再进宫应差了,转为以戏院为主要演出场地,戏剧演出正式从宫廷转向了民间,京剧表演的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京剧的观众也更加广泛了。京剧艺术扎根于民间,不断地从其他艺术中汲取营养。演出市场的初步形成促进戏曲艺人们不断地与同行竞争,不断地探索、创新,因此在京剧的各个行当中形成了风格不同的流派。一些优秀演员在与剧作家的合作中创作演出了一批新剧目。清朝的遗老遗少中仍有许多京剧迷和票友,家族中凡有喜庆宴会一定要请名伶唱堂会,也有不少昔日的票友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玩票”。由票友下海的也不乏其人。

昔日的票房都是在王公大臣的府邸中,民国时期许多学校、机关、企业也建立了票房,许多著名的演员像言菊朋、金少山、郝寿臣、奚啸伯当年都是下海的票友。一些著名的票友像红豆馆主溥侗、贝勒载涛,连专业演员排戏都要向他们请教,这些名票友对京剧艺术的发展功不可没。

京剧艺人除了在戏院、茶园演出外,还经常应邀唱堂会戏。堂会是官僚富豪们举办喜庆宴会时,邀请名角演唱戏曲助兴的娱乐活动,因常在府邸的厅堂中举行而得名。高官显贵家的堂会演出以京剧、昆曲为主。

民国时期的军阀也常常邀请名角演出堂会戏,这种“邀请”常带有强迫的性质。例如1917年桂系军阀陆荣廷来到北京,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段祺瑞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举办堂会为陆接风,邀请谭鑫培登台唱戏。当时谭鑫培正患病,在军阀的逼迫下抱病上台演唱《洪羊洞》,结果因气恨交加病情加重,不久后竟然逝世了。一代名伶就是这样告别了喜爱他的北京观众。

北洋军阀不仅凶横残暴,而且十分迷信,常常以莫须有的罪名禁戏。例如直系军阀曹锟在1923年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国民议员,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他做贼心虚,生怕社会舆论将他比作篡夺汉朝权柄的曹操,于是下令禁止上演《捉放曹》和《击鼓骂曹》等剧目。戏虽然禁演了,但仅仅过了一年,曹锟的部下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曹锟先是被捉,后来又因政局变化,冯玉祥的军队撤离北京,曹锟也被放归天津。上演了一出现代史上的“捉放曹”。

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主北京,并于1927年自封为大元帅,当时北伐军挥师北上,势如破竹,正在向北京进军。张作霖惶惶不可终日,恰逢此时著名京剧旦角演员梅兰芳排演京剧《凤还巢》,并于1928年4月6日首演。张作霖得知此事后认为“凤”、“奉”同音,《凤还巢》的上演是预示着奉军将回到老巢东北去,实在太不吉利,于是下令禁演《凤还巢》。戏虽然禁了,北伐军的攻势却锐不可当,张作霖只得于6月3日登上专列逃回沈阳,不曾想在皇姑屯列车被炸。张作霖终于还是遭到日本军阀的暗算而死于非命,他的奉军也被迫撤回到东北的老巢。

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城内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京剧演员,像清末的谭鑫培、杨小楼,民国时期的梅兰芳、程砚秋、苟慧生、尚小云(合称为“四大名旦”)、马连良、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合称为“四大须生”)。后来余、言、高三人先后逝世,又出现了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与马连良合称四大须生。在小生、净角(俗称花脸)、丑角中也有许多著名演员,像姜妙香、叶盛兰、马富禄、金少山、萧长华、袁世海等人都是本行当中的佼佼者。优秀的演员和内行的观众使京剧艺术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

戏曲艺术要求演员唱念做打样样都要会,演戏比唱曲难度更大。清末北京城内出现了一些戏剧科班,最著名的是成立于1904年的富连成科班,先后共培养了七科学生,共有700多人。富连成科班的学生是按“喜、连、富、盛、世、元、韵”七个字依次排列的,每一科的学生的名字中都镶有其中的一个字,像头科的侯喜瑞、二科的马连良、三科的谭富英、四科的高盛麟、五科的袁世海、六科的谭元寿。

富连成科班

成立于1930年的中华戏曲学校与戏曲科班不同,学生不仅要学戏,还要学习文化课。设有国文、历史、地理、外语、算术等课程,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是一所比较现代化的戏曲学校。

进科班学戏的孩子中绝大多数是贫苦人家的子弟。科班的生活很清苦,吃的是窝头、熬白菜,练功的艰苦程度更是一言难恳。师傅打骂学生是家常便饭,因此进科班学戏被人们形容为“三年大狱”。学生出科后就可以上台演戏了,但不能一人单干,或是少数几个人搭伙,而要加入一个戏班子,每个戏班子里都有一些专演配角的二三流演员以及翻筋斗的武功演员以及扮演龙套、宫女的演员,称为“班底”。著名的一流演员中有的人同时在几个戏班中担任主要演员,有的人自己就是某个戏班的老板,像梅兰芳就有自己的剧团,人称“梅剧团”。主要演员与一般演员在收入上的差距是很大的,不过二者在表演水平上的差距也很大。在一出戏中,扮演主角的演员和扮演龙套、宫女的演员所付出劳动的大小更是显而易见的。在极少数名演员收入丰厚的同时,大多数普通演员的生活仍然是十分贫困的。

演艺生涯看上去风光,实际上非常辛苦。冬天戏院里寒风刺骨,夏天穿着戏装演戏,全身冒汗,往往一场戏下来累得精疲力尽。又要东奔西走跑码头,生活飘泊不定,年轻漂亮、色艺双绝的女演员还会遭到军阀、恶霸、流氓的欺负。

旧社会的戏曲演员被称为“戏子”,社会地位很低,被上流社会看不起。即使是一些著名演员经济收入颇丰,在政治上仍然要遭受欺凌压迫。抗日战争时期,著名旦角演员程砚秋就是因为不甘心屈服于日伪政权,被迫告别舞台,来到八达岭附近的青龙桥种地务农,以此举来表达他不为日伪政权唱戏的决心。更多的演员为了挣钱养家不得不屈服于日伪政权,粉墨登场,勉强演唱。

清朝时皇帝皇后死了全国都要挂孝,并且禁止娱乐,戏曲艺人只得改行,有的人去卖瓜果蔬菜,有的人去卖小食品,出了不少洋相。

过去北京各家戏院里的秩序很乱,常有流氓、兵痞不买票进场看戏并且借机寻衅闹事,更有军人、警察、宪兵组成的“大令”频频光临戏院,这时艺人们要中断演出,由乐队吹奏欢迎的乐曲。演出重新开始后,台上的演员们更是小心谨慎,生怕出现差错。有许多戏院还专门设立了弹压席,供那些军警招待他们的亲戚朋友看戏。

从20世纪20年代起,北京城里的一些戏院也有评剧、梆子戏的演出,主要集中在天桥一带的小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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