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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旧京官场(一)  

2009-10-06 17:25:48|  分类: 宫廷岁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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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北京城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城是一个大官场。北京城里的各级京官的人数,据清末民政部的统计,达到8000多人,如果再加上士绅、书吏、差役、兵勇等吃官饭的人员,总数达到4.2万人。清代每次举行科举考试,从全国各地进京应试的举子就有1万多人。这些人构成了一支庞大的官员预备队。历朝历代,从外地走进京城求官、买官、谋官、当官的人不计其数。人人都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渴望着在某一天名利双收,金榜题名。

官僚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僚是皇帝的代理人,担负着维护君主统治、征收税赋、治理民众的各项任务。读书做官是许许多多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京官的级别高,直接活动于皇帝的左右,执掌着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行政权力,直接影响皇帝的决策,更容易成为皇帝的亲信。在地方官面前,京官具有明显的优越感。许多地方官纷纷巴结京官,向京官行贿,有炭敬、冰敬等各种名目,以此换取京官在皇帝面前为自己说好话,或者是为地方官通风报信、出谋划策。

封建官场等级森严,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小一级憋死人。”每个官员都是上级的奴才,同时也是下级的主子。当官首先要学会当奴才,然后才有可能当上主子。当奴才当得越好,主子才能当得越大。主子、奴才集于一身,必然造成人格的分裂,对上司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对下级则是颐指气使、狂妄傲慢。这是封建专制政体下各级官吏的必然心态。

封建官场是一个大金字塔,高踞顶端的是皇帝。他对于各级官员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即使是那些年届耄耋的一品重臣,在小皇帝面前也要三跪九叩,口称奴才。然而同治、光绪皇帝碰上了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就变得一点实权都没有了,成为听凭太后摆布的傀儡。

官场的巨大磁力对旧北京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许多北京人或多或少都变成了官迷。一个家族中有个人当了官,别的人都能得到一些好处。旁人也会对其另眼看待,所以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北京城里还有“宰相的门房七品官”的说法,这可不是一句空话。无论哪一级的官员,要去大官府上拜访,必须给门房递上门包钱,否则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在清末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陋规。

话剧《北京人》中有个陈奶妈,她既不是曾家的成员,也不是曾家的亲戚,只是曾在曾家当过奶妈,却沾上了许多官气,对那些堵着曾家的大门要债的商人根本看不起。曾家的祖上当过大官,后来家道中落,成了破落户,可是曾老太爷依然不把邻居、开工厂的暴发户杜家放在眼里。

官场的等级不仅体现在官服上、顶子上,而且体现在京城社会的各个角落。接待举子的客店名叫“联升店”。给官僚、贵族做朝靴的鞋店名叫“内联升”。菜肴中有“一品豆腐”、“状元饺”等名目。住宅的开间、格局、房屋的高度都有严格的规制,不仅平民百姓要严格遵守,连王公贵族也不得僭越。日常服饰、礼服、日用物品、外出乘坐的车轿、婚丧仪式的规格、礼品都可以分出三、六、九等来,尊卑贵贱,不逾行次,人人都被牢牢地钉在等级阶梯的某一个台阶上,很难挪动一步,否则就是逾制,就是大不敬。

等级制度生发出人身依附。每个人都要依附于长辈、上司,在他们的庇护下才能生存,获得一些好处,于是趋炎附势成风,裙带关系盛行。

旧中国官场的传统是论资排辈,只有皇亲国戚才能有所突破。明清两朝有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平民百姓进入仕途有两条途径,正途是通过科举考试,由秀才、举人、进士一级级地考上去。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清代四十多岁中进士尚不能称其为老。二十多岁中进士属于罕见。头名进士称为“状元”,外放最高不过是个知府。一般的进士当个知县。如果当京官,也就是个内阁中书。点了翰林的人才能出任御史。正途出身的人熬红了顶子时,大多超过了60岁,所以清朝的高级官员尽是些暮气很重的老头。这些人的特点是毫无锐意进取的精神,只是尸位素餐,遇事不表态,想方设法绕着走,无是非之分,无忠奸之辨,在多年的宦海沉浮中留下来的都变成了没有棱角的鹅卵石,也只有这样才能明哲保身,保住官位,被视为老成之人。

另一条途径是捐官,以交纳金钱及粮食买官当,俗称“捐班”,起始于清咸丰年间。各种官职都有一定的价格,明码标价。文武官职都有一定的限制。文官中京官在郎中以下,外省官在道台以下,武官在游击以下才能买到。捐官有买虚衔、买实职之分。有些捐官的人并不想真的走马上任,只想求得一个身份、品级,那就只需一个虚衔,价钱比较便宜。由于没有年龄的限制,竟有几岁的小孩也捐官的现象。捐实职的价格较高,而且要等官位有了空缺才能补上去。

捐班出身的官员,在官场上往往被同僚看不起,晋升也比较慢,如果没有一点特殊贡献,实在难以晋升到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的行列里去。凭军功起家的武职官员,还有升级加衔但不升官的,于是有些武官头上戴着提督、总兵的红顶子,干的却是下级军官的差事。

捐官制度是清朝咸丰年间开始实行的,因当时清政府财政收支十分困难,与太平军作战需要支付巨额军费,只得靠卖官鬻爵来弥补财政赤字,没想到此举导致官僚队伍中鱼龙混杂,许多捐官者拿当官作为挣钱的捷径,上任后拼命搜刮民脂民膏,使清朝的吏治日趋腐败,贪污、受贿层出不穷,反过来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

清朝的官员有中央各部院和各省官员之分。中央各部除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这六部外,还有清末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来改为外务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巡警部、海军部、陆军部、度支部、学部。各院有理藩院、都察院、翰林院。此外还有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宗人府、詹事府等机构。各部设堂官和司官。堂官即该部长官,坐于该部大堂之上,掌管处理该部全局事务,长官称为尚书,次官称为侍郎。各部尚书设两人,一满一汉;侍郎分设左侍郎、右侍郎,也分满汉。司官分属于各司,分置堂主事、郎中、员外郎、主事、司务、笔帖式、经承等官吏。都察院的正副长官称为正副都御史,设左都御史二人,左副都御史四人,各分满汉。右都御史由外省总督加衔,右副都御史由巡抚加衔,仅有虚衔而不担任实职。下设六科给事中,满汉各十二人,诸道监察御史,满汉各十二人。翰林院以掌院学士为首,由满汉各一人担任,下设学士、侍读学士等官职。大理寺等五寺长官称为“卿”,副长官称为“少卿”,均由满汉各一人担任,下设左右寺丞、评事。另有内阁大学士,是正一品高官,共设四名,前面冠以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之名;仅次于大学士的是协办大学士,下边的部属有内阁学士、侍读学士等职。

军机处、政务处、练兵处的官制与各部、院不同。军机处的长官称为大臣,是由满汉大学士各部、院的尚书、侍郎兼任的。军机大臣最多时设六七人,名次有先后,下设军机章京,最初没有定额,后来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人,是从各部及内阁侍读、中书舍人等僚属中选任的。军机大臣是皇帝的亲近重臣,军机章京虽然仅为四品官,但因参与枢密,实际权力却很大。

以上所述的官职都属于京官的范围。清朝的文官官阶共分为九品,每品又有正、从之分,九品以下的小吏称为“未入流”。各个官职与品级一一对应。各级官员的俸银及俸米、养廉银都有明文规定。京官只有俸银和俸米,没有养廉银。京官的俸银、俸米按品级不同依次如下:

品级        俸银        俸米

一品        180两       180斛

二品        150两       150斛

三品        130两       130斛

四品        105两       105斛

五品        80两        80斛

六品        60两        60斛

七品        45两        45斛

八品        40两        40斛

九品        33两        33斛

乾隆以后,俸禄又分为正俸(原额)和恩俸(加倍)。咸丰年间到光绪十二年清政府财政拮据,俸银按八折发放。六品以上的京官还不算少,六品以下的京官的俸禄就比较菲薄了,只靠这些俸禄只能过清苦的生活,当年八旗军队的一个马甲兵每月有三两饷银,一年是36两,比一个九品官还要多3两,尚能勉强维持一家人清贫的生活,九品官还不如马甲兵。

但实际上京官的支出即使十分节省,每年也需要大约300两银子,仅靠俸银是远远不够的,只能开辟新的财源。京官与外省的地方官不同,不能直接搜刮民脂民膏,于是京官只能靠陋规钱增加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有印结钱和外省官员的馈赠两项。“印结”就是“取保手续”。清朝政府有规定,凡是捐官的人必须由京官中的同乡出具保结,办这个手续要交一笔钱。这笔钱按月结算后分给了同乡京官,平均每人每月能得几十两银子,一年下来就是几百两,比每年的俸银多几倍到十几倍。外官馈赠有冰敬、炭敬、别敬等多种名目。夏天要用河冰降温,冬天要用炭火取暖。外省官员夏天送的钱财称作冰敬,冬天送的钱财称作炭敬,其实仅仅是个名目,外省官员离京上任时送的钱财叫做别敬。在同治、光绪年间,别敬实行得最为普遍,其次是炭敬,冰敬只是在总督、巡抚等外省高官与军机大臣间实行。

外省官员之所以向京官馈赠钱财,是因为他们有求于京官,京官对于官场的信息知道得比较多,可以向外省官员通风报信。京官熟悉各种关节,可以帮助外省官员办许多事。不少京官直接掌握着提升、参撤外省官员的权力,外省官员为了“通声气”、“求升擢”,必须极力向京官行贿。贿赂的数量以对方官阶的大小、双方交情的深浅与所办的事情的难易程度而定。一般少则几十两,多则几百两,最多的几千两,甚至有上万两的。据《道咸以来宦海见闻录》记载:“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目,分其厚薄,各家留别……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

当年的京官确实有很穷困的,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描述了其族兄、刑部主事李雅斋家中的景象:“观其门庭萧索。屋宇敲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京官之穷,毛骨洒竦。”许多小京官置办不起马车,也坐不起轿,只能从外城步行一个多小时走到东华门去上朝。由于是步行,也不能穿上朝服,只能将靴、帽、官服裹在布包里用手拎着。到了冬天,天气寒冷,早晨上朝时天还没亮,还要一手拎着行头,一手提着灯笼,其中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慈禧太后有一次去颐和园,文武百官到西直门外高粱桥畔码头送行,正在众人跪拜时下了一场雨。雨过之后,慈禧太后看见有个官员没穿蟒袍,就让太监去查询,却原来是因为这位官员穷得置不起新蟒袍,只得到冥衣铺订了一身纸蟒袍以图蒙混过关,却不料一场大雨将纸袍淋成了碎片,幸亏慈禧太后的祖父、曾祖父也是穷京官出身,此时动了恻隐之心,才没有追究这位穷京官的不敬之罪。清代的京官也算是穷出了名,以至于有一首《京官曲》专门咏叹京官:

公堂事了,拜客去,西头路,须亲到;借债去,东头铺,须亲造;亟归家,栅闭沟开沿路绕。淡饭儿刚一饱,破被儿刚一觉,怎当得有个人儿细把家常道。道则道,非絮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绝早,家人的公食嫌少,这一支破锅等米淘,那一支炭炉儿待炭烧。且休管小儿索食傍门号,怎当得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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